星期二, 十一月 14, 2006

阁老:从文学青年到文痞

从文学青年到文痞(闲话文人 4 )

2006 年 1 月 6 日,中国的新闻媒体极为低调地发布了只有一句话的新闻: " 四人帮 " 最后一个成员姚文元去世。在 80 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然而从文革十年走过来的人清楚地记得,正是这样一个秃顶微胖、鼓着一双金鱼眼睛的人,在十年文革的政治舞 台上,可是个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置于死地的同时,兴起了文革的文字狱,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倒 在他的脚下,成为他爬上权力顶峰的台阶。他没有杀人,但他的笔下流淌着文人殷红的鲜血。

老祖宗说,人之初,性本善。哪一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是一肚子坏水。实事求是地说,当年的姚文元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青年,一腔报国之志,心中鼓荡着“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最初写作的一些文艺批 评也是有理有据,远不像后来那样断章取义,充满杀气,无限上纲上线,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姚文元独领风骚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类似姚文元这样的文人会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永远不会再现于社会的舞台,恐怕谁也难以置 否。因此剖析姚文元从一个文学青年堕落为“文痞”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文革前后、乃至时下的文人,仍然具有警世的意义。

名利是促使姚文元堕落的第一个原因。今天不管我们给姚文元冠以什么样的称号, " 文痞 " 、 " 枪手 " 也好,“文化流氓”、“文化政客”也好,“阴谋家、野心家 " 也好,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姚文元归根到底是个 " 摇笔杆 " 的文人。古往今来,少有文人能够逃脱名利的诱惑,这一点似乎连孔圣人也不能免俗。但是姚文元的过人之处在于找到了一条成名的捷径,这就是通过批判古人、名 人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并且很快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运动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赏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批判胡风到批判吴晗,从批 判武则天到批判宋江,从批判孔老二到批判现代大儒,从批邓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随着批判的逐步升级,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

对权力的欲望是导致姚文元堕落的第二个原因。古往今来,大凡文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紧紧依附于权力,并通过依附权力再衍变为自己的权力,熟谙历史的姚文元 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名利的恶性膨胀便是野心,为了让自己的笔换来权力,他紧紧地投靠一心做着女皇梦的江青,成为江青御用写作班子的领军人物。他听命于 江青,极为敏锐地捕捉一切政治信号和把握斗争方向,把自己的文章作为江青实现女皇梦的开路先锋。在权力欲念、政治野心的鼓荡下,他置人类基本的道义准则于 不顾,以手中之笔作为晋身之阶。十年文革当中,他采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的手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冤狱。依附权力使他获得了权 力,他踩着无数无辜者的肩膀,登上梦寐以求的权力金字塔,从上海市委宣传部成员成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中央委 员,政治局委员。及至到他被捕的前一刻,他还做着“政治局常委”的美梦。

纵观历史,能够像姚文元这样,靠一支秃笔在历史上刻下这么深的印记,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制造那么多的罪孽,而其本人又占据那么高的名位,古往今来似乎仅此 一家。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有谁能够说,诱惑一个文人放弃良心的机会就全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文人就没有一丝姚氏的遗风?!

中国的文字妙 , 妙就妙在能玩。 中国的文人妙,妙就妙在会玩。

清明时节雨纷纷 , 路上行人欲断魂 .
借问酒家何处有 , 牧童遥指杏花村 .

这是一首七绝 , 稍作删改 , 就成了一首五绝 :

清明雨纷纷 , 行人欲断魂 .
酒家何处有 ? 遥指杏花村 .

再作改动 , 可以变成一首小令 :

清明时节 / 雨纷纷 . 路上行人 / 欲断魂 .
借问酒家何处 ? 有牧童 / 遥指杏花村 .

还可以作下列改动 :

( 清明时节 )( 雨纷纷 )
( 路上 ) 行人 ( 欲断魂 ): 借问酒家何处有 ?
牧童 ( 遥指 ): 杏花村 !

这一改又变成有时间 , 地点 , 人物的微型短剧 .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很好玩 ? 中国的文人是不是很会玩?

既然文字能玩 ,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 肯定会出现一些专门玩弄文字游戏的人!

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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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 评论于:2006-10-02 12:30:29

御 用文人,每朝每代皆有之,不足为奇。生命的终极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样一个理智严重匮乏与大面积缺失的畸形社会里,“昏睡着的人”是有幸 了的,而“醒着的人,前进着的人”注定要感受到生活的痛楚与艰涩。如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所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政治永远是统治者虚晃一枪 的花招,而百姓不过是他们挑在枪尖上的战利品而已。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当时的政治的环境下,像姚文远这样的文人,多如牛氓,实在不值一提。倒是那些屈指可数,不向强权低下“高贵头颅”的人,倒值得我们今天来书一书。

“恢宏布衣书生本色,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势所屈,耿介不阿”的陈寅格老先生可算一个。

在抗战时期,他吟出了“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近死肝肠又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在国民党时代,他 写出了“九鼎铭词争颂德”、“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的时代,他又写出了“文章唯是颂陶唐”、“弦箭文章哪日休”那样的句子来抨击党天下、一言 堂。他发现在迂异的历史表象背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索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想必他在写这首诗的时 候,长江中的沉戟、王榭堂前的旧燕、英雄的故垒、沧桑的遗址...都一一从他眼前走过,令他警醒,更令他痛苦万分。十年浩劫,陈老先生自不能幸免,目盲脚 膑、备受摧残的他,不觉悲从中来;“涕泣对牛衣,载都成断肠史(载字念xi,意指四十年);残废堆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心情写照。

钦佩他,因为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在对历史的阐述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

感谢他,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后人谱写了一部血泪交织的“史诗”;更要感谢他,用他高贵头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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