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主席身边有 5 位“秀才”，田家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主席身边有 5 大秘书，田家英是其中之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 1922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天资聪颖， 13 岁就以田家英的笔名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被川中人士誉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 1937 年， 15 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 田家英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缘于他在 1942 年 1 月 8 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毛泽东读后非常赞赏。 1946 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想到与毛岸英同岁的田家英，便让他在工作余暇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 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毛泽东便把这名 26 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 田家英的初露锋芒是那篇脍炙人口的“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有个习惯，发言稿从来不愿找人代笔，但是在党的“八大”前夕，却破例让田家英代写了 2000 多字的开幕词，会上宣读时，竟有 34 次被掌声打断。会下，代表们称颂这篇开幕词铿锵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欣赏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毛泽东的首肯把幕后的田家英推到了前台。自此，他不仅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而且是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秀才”。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才华横溢、才学深厚的秘书、才子，却在文革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年仅 44 岁。 田家英的突然辞世，震动了中国最高政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作为主席秘书的他，在文革一开始就选择了死？当一场历史的暴风雨过去尘埃落定以后，他的死因终于大白于天下。 据现存的文史资料表明，事情得追溯到 1958 年的那场大跃进。 58 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违背中国国情的大冒进，暴露出了中央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倾向，这使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产生了疑问。 1959 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进行调查，目睹了“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同年夏天他带着自己的调查结论上了庐山，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并表明了对办“人民 公社”的否定意见。在此前后田家英还说了两段石破天惊的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 3 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彭德怀的“万言书”和田家英等人的意见使庐山会议风向 大转，由纠偏改为反右，彭德怀受到严厉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并受到冲击，最后还是毛泽东主席出面保护了他，认为属于认识问题，使他过了 关。 1961 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浙江农村调查。在那里，他看到了大跃进的后遗症和严重的饥荒。回来以后，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然冒险上书，要求取 消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纠正错误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起到重大 的作用。不过，田家英所赞同的“包产到户”没有被采纳。 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再次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回到北京 以后向刘少奇汇报，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 的重要表现，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 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此举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田家英被迫 作了检查，此后尽管他仍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 田家英的刚正不阿，得罪了三个要人。第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陈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同情彭德怀同样挨了批判，回来后马上学会了窥测风向，见风使舵，常常 到田家英那里打探消息。田对此非常反感并守口如瓶，陈便记恨在心。第二个便是江青。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逐渐察觉到江青染 指于政治的野心，便保持距离，由此与江青结怨。第三个就是林彪。 1965 年 6 月 29 日，时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 瑞卿对这些提法有异议，为慎重起见，当场打电话询问田家英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 ------ 说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不仅引起了林彪的嫉恨，而且成了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证据。 随着历史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革”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陈伯达的联系更加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田家英自然成了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他们等待着机会。 1965 年 12 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把柄”！ 那时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发动“文革”。从 12 月 8 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炮，奏响了文革的序曲。 会后毛泽东回到杭州，在 12 月 21 日上午，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5 位“秀才”开会。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立即把这“喜讯”报告江青。此时的江青正在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坚决反对而闷闷不乐， 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是对她极有力的支持。于是，原本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 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干了一通宵，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 艾思奇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事实上田家英不是不知道 这段话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删去这段话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而是出于正义感，他要保护彭德怀和吴晗。然而他的绵薄之力，怎能挡住即将来到的文革风暴。 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这段“最高指示”，使江青给田家英安上了一个足以置他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 年 5 月 16 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5 月 22 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下来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因写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正迅速走红的戚本禹。 安子文向田家英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 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5 月 23 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树最为茂盛的田家英自缢在两排书架之间！ 他留下了振聋发聩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十年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去世前不久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 18 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既然田家英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那时不出面保护他一下，这成了一个至今不解的谜团。 田家英的最后结局，让人千年一叹。但是深知这位才子的人们说，以田家英的特殊身份，是党内最早预见“文革”会带来浩劫的人，他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这场灾难。 是的，也许田家英已经看到了文革冰山的一角，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他袭来。 在劫难逃的他，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悲壮地死去！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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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阁老张贴 @ 2006-10-12 10:16:08 (4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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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看到，阁老终于将一个刚正不阿、用生命抗拒黑暗、正直诚实、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田家英，放到我们面前。我 一直认为，对真实的态度，是一个知识分子品格的试金石。诚如纪德所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任何正义、崇高、平等和自由等理想都不能被当作面 具，将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田家英就是中国的纪德，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而绝不相信宣传工具所制造的那些比真实更“真实”的东西。 具 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我们也并不缺乏。魏晋的嵇康，不苟合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 致杀身之祸；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惨遭腰斩；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一死相 对；近代，有投入昆明湖为文化殉道的王国维和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秋瑾。 在中国这样一个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国度里，必须有人承担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而田家英、北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顾准就是肩住黑暗闸门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北明在《告别阳光》一书所说：“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 在 所有人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年轻的林昭坚持着；即使在她身陷囹圄，遭受种种世人难以想像的迫害、摧残时，她对自由的理解、对制度的思考，依然没有丝毫停歇 和变化。她短暂、字字如血、悲壮的一生中的付出与承受，让人心碎如粉。一如她自己说的那样：“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 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了” 。 记得林昭在狱中用血写过一首诗：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她留下的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田家英、北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顾准这些先驱者们，用他们的生命呼唤着我们民族的良知；他们用孤独而执着的思想的翅膀，在精神专制的无边暗夜地飞翔着，呼唤着思想自由的黎明。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觉醒与受难，终于赋予了他们这代人在历史的座标系上崭新的位置。 每次忆起他们，我都会忍不住热泪长流，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惨烈，更是因为他们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他们的死让我觉得自己活的毫无分量和价值，他们让我感到自己在这个锦衣美食的世界轻松光鲜地活着，是一种罪恶。 “他们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任 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往往由他们发端；时代的演进，往往因他们开启。正因为知识分子思想的力量，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 人格和社会道义感寄予厚望。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有过“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自许，有过“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的 精神气质，有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铮铮铁骨。 为什么这样的铮铮骨气到了现代，却已经式微？ 我们似乎应当为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悲哀。但我们更要为此反问一句：文革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55万知识分子唯心诬服，甚至自己挨整，复整他人，以求解脱。“五十五万齐检讨，更无几人是男儿”！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人明哲保身、引颈就戮、甚至同流合污？ 我们悲哀的不是那万劫不复的命运，而是面对这样的命运，所丧失的自由的思想、社会的责任、做人的尊严和可贵的气节。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了30年，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但从文化的角度，文革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你是黑夜中的太阳/从未照耀到我的身旁/即使有一点点微光呵/也只是我的想象。” 然而，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为自由和理想献身的先烈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被他们的鲜血染红过，我们头上的天空曾经被他们灵魂的光芒映照过；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块冰冷的冻土曾经因为他们的生命而获得瞬间的温热。 而我们，必须有所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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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随笔：
佩服!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1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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