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漓 /文
写在前面的话——
有网友来信说，希望了解我的个人生活和家庭情况，多写点有关自己的文章。我突然想起我现在最想写的亲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子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现在，我把这篇去年成稿的回忆先父的短文增改补充，放 到网上发表，凭着一个为人子和写作者应有的良心，不虚饰，不诿过；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将父亲的人生片段按照父亲生前他自己亲笔写下的回忆录和回忆录 音照实整理、撰写出来，在父辈经历过的历史大动荡时期，记录下一个普通人既平凡又传奇的脚印，这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于文革的研究，恐怕都是件有点意义 的事情。如果我的这篇文章在某些评论文字上有悖先父的信仰和理想，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原谅。我希望自己能被他视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因而与他平等的人。我尊重 父亲，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也因为他有着坚定的信仰，有着愿为他认为是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刘少奇一生说过许多话，然而留下来的就是他处于灭顶之灾时说的那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啊，当有权势的人处于弱势甚至丧失权力陷入绝境的悲凉时刻，就容易想到人民、想到历史了。当他们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們的记忆力是不怎么太好的。
历史真是由人民写成的吗？如果是，包不包括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呢？
其实刘少奇的这句话里包藏着巨大的矛盾。历史究竟是由人“写”出来的，还是它就是自自然然“原生态”地存在着？我以为历史本身是一种立体的、多维时空的、 盘根错节和极其复杂的客观存在；但是它的表现形态却是由当时或后世具体的某些人（有不少是所谓的征服者或胜利者）写成的文字或留下的形象资料等等。两者之 间必然会有或大或小的差距。从后者的“古为今用”的立场出发，就有了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这名言益人，这名言也坑人。历史的书写既不需要、也不会有什么救世主。历史的留传，既包括所谓权威性的“正史”，也 包括千千万万寻常百姓从各种不同角度写出的“野史”。“写历史”的人，只能从自己所了解的事物着手，力求最大限度地实事求是、不存私心、不谀强权，才能让 笔下的“历史”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苟如此，方能做到像孔夫子说的那样：“自己问心无愧，那有什么忧愁和恐惧的呢？（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回忆父亲与父亲的回忆（片段之一）
—— 一个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经历 （1）
1
2003 年 8 月 31 日，女儿要飞往加拿大东部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凌晨我给女儿整理完行李，悄悄给远在中国的母亲打电话。这几天父亲病重，我一颗心悬着放不下。母亲低声说，父 亲已于 30 日去世了。我突然意识到，从血缘关系上讲，我和一个时代彻底告别了。父亲的去世和女儿的远行，竟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
1966 年文革爆发之初，父亲是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他被省委领导王任重、张体学等作为黄石市的“三家村”头领和黑帮总后台抛了出来，据当地官方媒体称，这是“毛 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父亲要求调回湖北家乡工作是他人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以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独来独往（从不拉帮结派）的个性，急躁粗暴的 脾气，是很难在官场上待下去的。所以他在文革开始就被他所信仰的这个党的有关组织，整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
父亲回湖北之前在国务院财办综合组（第五办公室）任组长，“顶头上司”就是李先念副总理。财办主任是由李兼任的，而父亲的工作就是为李先念起草讲话稿以及 给中央提出的报告等。有时代表李出席国务院周总理召集的各种会议，回去再向李先念汇报。实际上他成了李的秘书，每天陷于文山会海的包围之中。父亲对文牍开 会不感兴趣，搞财贸也不是他的专长。最难受的是写提交给中央的报告，往往要搞 3 月半年之久，讨论来讨论去，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删删改改，弄得父亲十分厌烦。他是个喜欢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人，一再申请到地方上去干实际工作。因此他在那位 子上只干了一年，当李先念提出让父亲搬到他的住地去以方便工作的时候，父亲吓得赶紧溜之乎也了。
父亲 1957 年回到湖北。当时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和他谈话，问他想干什么工作？他说就是要求下基层，王任重说这里没别的基层，恩施的地委第一书记调动工作了，你就到那里 去吧。父亲说：“你大概不知道，我的经历蛮复杂的。我父亲是恩施的大地主，后来破产了，社会关系也复杂，延安整风就整我家庭的问题。怕搞不好会给省委添麻 烦，去不得。”王说那你到武汉大学去吧，当党委书记或是校长，由你选。父亲在去北京之前曾任过广西省委宣传部长，到武大去也并非文不对题。可是父亲这次聪 明了一着，又婉拒说：“徐懋庸（前武大党委书记）都是刚犯错误走的，难道我的本事比他还大？现在中央有好多政策不明确，自己又不了解，也不好办。”于是他 在武汉呆了一年，任省财贸部副部长。 58 年黄石市有两个市领导相继死去，父亲就调到黄石，这样我们家才长久安定下来。黄石市当时是湖北唯一的一个省辖市，是个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那里的大冶铁矿、 大冶钢厂和华新水泥厂等工矿企业的产品在全国都赫赫有名。
文革的天下大乱是我的节日。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必再去读那令我头痛不已的数理化了。红卫兵抄出来的“封资修”黑书，堆满了黄石一中的澡塘。同学们撬开窗户 上钉死的木版，钻进去偷了不少世界名著出来，我就借来看。过去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控制极严，如今他们自顾不暇了，我乐得每天享受文学的盛宴。我这个逍遥派 当时闲在家里，还真没认真读毛公的“老三篇”，倒是精读了老托尔斯泰的“老三篇”——《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和其他一些名著，一直 延续到上山下乡的日子。我的同学和朋友有些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特殊有趣的文化现象。父亲直到66年底，才从被关押的地方释放回家。
父亲悄悄召集全家人到厨房开会。巴掌大一块地方，父母和我、姐姐、妹妹五个人窝成一个小圆圈，这是一套强令我们搬入的市委大院外的房子，父亲害怕其他房间 安了窃听器。父亲说现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他是冤枉的，要准备游街，那种复杂的局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要做最坏的思想准 备。我听了感到十分悲壮。他又说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中学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大学生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对象变成教育改造的对象 了！所以不读大学也好，孩子们可以上技校或中专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当工人，将来好谋生。他问我暑假怎么安排，我想也没想就说：“读小说！”
“什么？读小说？”他很惊异地盯着我，一面给母亲递眼色，“你听听，他要读小说？！”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失望与愤怒。“少爷，少爷啊！”他连连摇头叹 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不再动手打我了，我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而他却日益苍老下去。
四十年过去了。想了一下，当时实在是太不懂事。又想了一下，如果父亲现在再问我想做什么，我恐怕还是会这样照实回答，而且还要加上一句：“写小说！”
我的“流放”生涯来得特别早，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和大跃进运动同时到来了。那时我们住在市政府大院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当干部的父母都成天忙于在 外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精力管儿女的教育，既无现在的家教和学前班学习文化，也无私塾和“庭训”，请的保姆只管生活做饭。父母教育上的“失职”，促使我男孩 天性中的调皮捣蛋和纨绔恶习在很小的时候就迅速膨胀起来。父亲整日奔忙，开会蹲点下乡下厂大炼钢铁等等忙得晕头转向，回到家还没等坐下来喘口气，天哪，岀 什么事了？——告状的人络绎不绝上门来了！
“孙市长啊，——您儿子把泥巴扔进我家的鸡汤罐里啦！”
“孙市长啊，——您儿子把我家的孩子给打啦！”
“孙市长啊，根据中央和市政府开会的精神，机关食堂主食不够，搞瓜菜代，采购来一堆南瓜……”
终于来了个谈工作的同志，父亲喜出望外：“好啊！”
“可是、可是……”
“怎么，还有什么困难吗？”
“可是您那儿子带领一帮小家伙把瓜都砸破了，把瓜子都掏出来炒着吃啦！”
“啊？！……”
“市长啊！……”后面罗列的净是与那个堂堂的名称极不相称的一堆无聊透顶的烂事儿，这足以叫世界上任何一个市长心跳而头大，脸红而蒙羞。身心疲惫的父亲震 怒了，打我骂我，可我还在机关大院里大逃亡，边逃边喊：“市长打人啦！”父亲一筹莫展，只好决定把我送往远离市区的大冶铁矿。那是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 的“大冶铁矿厂”，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从八岁起我在矿山子弟小学上了近两年的学，直到有所收敛和改正之后才让我回家。我和工人的孩子们一起经历了饥饿的日 子，看到生活中的弱肉强食，我为我的过错付出了代价。你必须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就是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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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原名沈德枢，后因从事地下党工作而改名孙德枢， 1919 年生于鄂西恩施太阳河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父亲年幼时因家道中落，只念完小学五年级即失学，十一岁就在家自学，四年功夫读遍了一位书香门第亲戚家的书，打 下了一定的文化底子，也就此养成了一生都爱读书的好习惯。那时兵匪横行，有天忽闻砸门声大作，父亲和爷爷越窗而逃，结果小脚的奶奶闪避不及，被四川来的土 匪绑票走了。爷爷哪有钱支付高额赎金，可怜的奶奶流落四川，沿路乞讨，后来才回到家乡。父亲十五岁那年，爷爷借了钱带他一起去宜昌贩卖楠木棺材，结果赔了 本。父亲终于抓住了第一次走出鄂西大山的机会，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强烈要求爷爷同意他留在宜昌念书。此时爷爷家境已非常困难，好在爷爷咬紧牙关同意 了。那时学杂费只七元多，书费不到五元，伙食按月交四元，多退少补。爷爷给二十元父亲就能入学住读了。可是那时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汇款经常是姗姗来迟，父 亲只好向同学借钱，借不够只好停伙，有一顿没一顿地在饭摊上买大饼吃。半个世纪之后，父亲在回忆录里还满怀感慨地写道：“钱虽不多，可家中很困难，没有收 入，真不知家里在这三年半里，是如何挤压岀我的学费的。”
父亲在 1934 年秋季进入宜昌“私立旅宜四川中学”念初中，于 1937 年夏季毕业。 1937 年秋，抗战兴起，大批流亡学生来到宜昌，学校设立高中班。父亲升入高中。求学期间，他一腔热血寻求抗日救国之路，看到政治黑暗、国民党腐败，就在宜昌参加 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十九岁就被派回恩施老家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辟地下工作。那两年恩施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处于草创时期，父亲干得非常 出色。在他任中共建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期间，党组织发展到170余人。
1940 年元旦刚过，马识途在一次特委会后通知父亲：“你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要去延安。钱瑛大姐在宜昌等着你一道去重庆。”去重庆的一段旅程组织上没钱，于 是父亲自筹路费，还是找家里要了十几元钱，据说是把当了的田再加当弄来的。父亲于 1940 年元月初独自从恩施出发，赶到宜昌三联书店接上关系，当晚何功伟就到旅馆找到父亲说：“大姐等了你一个星期，早已走了。你一个人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或周公 馆报到吧。”父亲又赶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南方局的钱瑛大姐接上了关系。钱瑛身材瘦削，脸色淡黄，穿一件蓝布旗袍，蹬一双布鞋，短发及颈。她看过父 亲交给她的何功伟的信以后说：“很快就要开会了，密加凡、余杰已走，你得很快去，如何去法，等候安排。你就住招待所。不管谁问你从哪里来，你都不可说真 话。不要谈党内的事。”并且提醒他注意：“在我们办事处边上就是陈果夫公馆，监视着我们。”
第 二天钱瑛听了父亲的工作汇报，说：“可能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要和你谈一次，你等着我来安排。知道多少说多少，不要紧张。”次日蒋南翔找父亲谈话，侧重了解青 年学生的生活状况、思想情绪、一般教师对共产党和抗日的态度等。又过了两天，钱瑛告诉父亲，董老要和他谈话。父亲一听很兴奋，因为他从十几岁起就听说董必 武是党的领导人，董老曾经利用和潘正道的关系到恩施住过一段时间。第二天，董老就在办事处进门左手的一间办公室里和父亲谈了话。那时的董老就蓄着两撇八字 胡须，和颜悦色地招呼父亲坐下。董老说，钱瑛同志已把你的情况给我说过了，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是不是你感到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你就提出来我们 谈谈。父亲想了一下说：“董老，我只想提一个问题请示，就是国民党制定防制异党办法，破坏抗日，破坏共产党，我们怎么对付？”董老说：“你提的问题很重 要，你们那里传达了‘十二字方针’（即“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吗？”父亲说传达过了，正在贯彻执行。董老说要是按照蒋介石的想法，早就把我们 消灭光了。可是办不到，绝对办不到！人民是不会同意的。父亲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确实幼稚，总是要董老指示到底有什么好办法来抵制国民党反共。董老说： “我们党自有办法。这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今后你会看得清楚一些的。也可以回想历史上的情形，它证明了革命烈火不是按少数人的愿望就能够扑灭的。”父亲 深受鼓舞。
后来钱瑛通知父亲说：“我暂时不走了，到开会时我才能去。你跟着刘长胜同志一起去延安。一切听他说的话办。你没岀过远门，土包子，遇事要小心谨慎，多找刘长胜同志商量请示。”
刘 长胜是中共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山东海阳县人，早年因家庭贫穷，闯关东去了苏联海参崴，当过码头搬运工。他 1927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转为中共党员， 1933 年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5 年 4 月，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刘长胜携带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他取道蒙古历尽艰险，经过了一年多辗转跋涉，终于 在 1936 年 5 月到达陕北根据地瓦窑堡，把密电码交给了中共中央，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恢复了通讯联系，毛泽东称赞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后来刘在上海领导地下党工 作，建国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7 年刘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1979 年获平反。现在上海还保留有“刘长胜故居（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就在愚园路 81 号。
（未完待续）450) this.width=450" src="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un/My%20Documents/my%20works/zhongpian/%E5%88%9B%E4%BD%9C%E7%B4%A0%E6%9D%90/%E6%AF%9B%E4%B8%BB%E5%B8%AD%E8%A7%86%E5%AF%9F%E6%B9%96%E5%8C%97%E5%A4%A7%E5%86%B6%E9%93%81%E7%9F%BF%E3%80%82%EF%BC%88%E4%B8%80%E4%B9%9D%E4%BA%94%E5%85%AB%E5%B9%B4%EF%BC%89_files/news_20049993928.jpg" align="bottom" border="0" hspace="0">
（上图）毛泽东视察湖北大冶铁矿（1958年）450) this.width=450" src="http://www.whlib.gov.cn/photo/images/whjy/07whrw/01zz/04zgrw/0080-3.jpg" align="bottom" border="0" hspace="0" width="450">
(此为1937年在周恩来交涉下，“政治犯”钱瑛被保释出狱后所摄照片。)
回忆父亲与父亲的回忆（片段之一）一个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经历（2）
沈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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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瑛还关切地询问父亲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父亲说自己在乡间患了恶性疟疾，不断发作，需要注射两针“九一四”。于是由博古批给父亲八元法币，买治疗疟疾 的药。当时钱瑛要父亲和刘长胜一起化装去延安，父亲不知道刘是非常老练的职业革命者，又不便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们从重庆到延安的路线，是先乘长途汽车 到宝鸡，从宝鸡转乘火车到西安，再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去延安。走的前一天晚上，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通知父亲谈话。父亲到办公室去后，看见那里已经有了几 个人。钱之光着一身灰棉军服，很瘦弱的样子。他介绍父亲和刘长胜见面，他说具体情况由刘和父亲谈。钱之光说据了解，现在乘长途汽车走川陕公路尚无多大困 难，但也不能排除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里有封信，遇到麻烦的时候把它取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信封上面写的是给陕西省政府某某某。钱之光把那封信和已买到 的两张川陕公路汽车票交给刘。刘长胜对父亲说：“今晚不谈，我们上车再说吧。”
翌日晨七时许，办事处用叶剑英参谋长常用的那辆黑色轿车把他们载到离车站较远处停下。父亲走近车站时看见站门上挂着“川陕公路线战区司令部重庆站”的牌 子，原来长途汽车站是军管的。刘长胜对父亲说：“你上车后注意同车的每一个人，看哪些人可以接近，哪些人值得注意。你要少说话。别忘记叫我刘经理，你是小 张，银行的练习生。”父亲答应：“记得。”刘长胜随身只带一口小手提箱，父亲要提，他拦住父亲说：“我自己提。”父亲说：“我提得动。”刘长胜笑了笑说： “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很快上车，也没军警来检查，车子就开了。
长途车是一辆崭新的货车，车身搭着帐篷，一些长短不一的木凳子横七竖八地放在车上，权充座位。有二十多位乘客，人和行礼都堆在一起，显得拥挤不堪。车一开 起来，人就必须靠着车厢板，不然就会颠得散了架。最糟糕的是车尾居然没有车厢板，坐在车后部的人不但颠簸得厉害，还有被甩下去的危险。所以大家都只好把凳 子侧着放倒下来，半蹲半坐着。
他俩上车的时候就发现一位乘客气度不凡：穿一袭丈青呢大氅，里面着哔叽长袍，大围巾、呢帽、呢鞋，一副绅士派头。还有一位学者教授，据说是于佑任的亲戚， 另外还有几位各地的商人。刘长胜是穿一件黑色长袍；父亲当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驼绒棉里长袍，还戴一顶当时学生最爱的鸭舌帽。刘上车就和大家点头打招呼，说大 家出门在外，彼此多关照等等。
头一天汽车约在下午四五点钟停下，再晚就不易找到旅馆。刘和父亲下车后，见麻专员提着一个中等大小的黑皮箱，追着司机问什么地方有上等旅馆。刘长胜说： “跟在他后面，他住哪里我们就住哪里。”就在乘客安顿下来出去逛街的时候，刘长胜要初出茅庐的父亲在旅馆里把铺盖卷打开，说：“欸，我有点对你不大放心， 让我检查一下再说。”他把所有衣物统统检查了一遍，连枕头里的衣服都搜岀来看了，发现有几张半边的《新华日报》，父亲本想拿来路上解手用的。刘说：“你搞 这个东西，还得了啊！赶快给我销掉！”他还不准父亲在客房里销毁，要销在外面。检查完了，刘说：“好，这下子我清楚你了，你别在路上惹麻烦啊！”父亲好不 容易等到半夜无人时分，跑到一个公共小茅厕里，把报纸撕得粉碎扔了。
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刘主动和那位气度不凡的先生攀谈，他掏出一张名片给刘，上面印着“麻安邦 / 河南省陕州专署行政专员”等字样，可他并没有反问面前这位刘经理，刘也没有自报家门的意思。父亲就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银行的刘经理，我是练习生。” 麻专员“嗯”了几下，算是作答。
次日晨父亲和刘长胜抢先上车，靠车墙板坐下，父亲又用行李卷占了一个座位。待麻专员上车时，座位几乎占满，他正东张西望想找个好位子，父亲招呼他说已经占 了一个座位了。他说声谢谢就坐了下来。午饭时三人又同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麻专员叫堂倌把三人的账一起结了。刘一再推辞，堂倌却照麻的意思办了。刘就给了堂 倌一元小费，并说晚上我得请专员吃一顿便饭。麻说一路同行，怎样方便怎样办，我们都不要太客气了。就这样，父亲常常抢先上车给他俩占座，让他俩坐一起，父 亲有时自己就坐地下，因为父亲的行李卷有时候被人坐着，父亲也不好叫人家让开。三人一路上大半是吃住一起，相互付账。一路上专拣好旅馆住，父亲记得在内江 住在旅行服务社；在成都是住在春熙路的春熙饭店。
刘对父亲说：“你必须镇定，不管遇到谁来盘查，都不要慌张，只说是跟我到西安去联系业务的。万一查到我有可疑之处被带走了，你还是不要改口。” 刘长胜还说要寻找适合掩护我们的群众，好国民党员也是可以信赖的群众。父亲就问那个专员如何？刘说：“如果是好人，凭他的身份就可以掩护我们。上层统一战 线的工作也要做。”
关系亲近后，麻专员很健谈，说他自己是从国民党中央干训团毕业返任，想到西安办些公务再探望几位旧友。他不谈政局国事抗日，只说自己是致力于办教育的。父亲觉得这人还比较正派。
一路上住宿吃饭买零星用品都由刘长胜付款。路上刘长胜也对父亲谈家常，讲了他的一些个人经历。他十几岁在杂货店当学徒，起早睡晚，为老板端茶送水倒尿壶上 下铺门什么都做，吃的是老板的剩饭剩菜，常常挨打。他被折磨得实在难以忍受，乘海船去了苏联的海参崴，从此投奔革命队伍。回国后作过陕甘宁边区工会主席， 后来派到上海。他在上海多次碰到日寇大搜捕，碰到封锁街道检查行人，有时他身上还藏有秘密文件，他采取各种办法蒙混过关，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回到机关。他说 自己还没结婚，这次在重庆见到钱大姐，颇有好感，可惜钱大姐现在不会来延安。
路上还岀了一些花絮。有天风雪天气，车子上山爬坡飞快，居然还压死了一个斑鸠。乘客一见，纷纷大赞此车优良无比，说：“这车真好，这车不是我们中国自己 的，一定是美国援助的。”那几个商人更是赞不绝口：“美国真了不起，美国真了不起啊！”只有那位教授透过车身与驾驶室的玻璃窗看了一眼，笑了笑说：“这哪 是美国的车。”大家都不吱声了。刘长胜就问教授：“欸，这到底是哪国的车，恐怕是美国的吧？”教授说不是，苏联的！
刘长胜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苏联的呢？”
“你看那字吧。”
刘长胜就去看字，说：“我不认得那些字！”
重庆到宝鸡的路况很糟，因为雨雪交加，车走走停停，还在剑阁困了三天，大家就在剑阁过的年。父亲、刘长胜和麻安邦三人关系越来越融洽。
车入陕南，风声渐紧。到了汉中，一夜里竟然盘查旅客四五次。警特们把旅客统统叫出来，在堂屋里围成一个圆圈，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站立中间，仔细观察各人的 表情，挑岀几个旅客询问一下情况就走，半夜以后才不来查夜。刘长胜对父亲说，可能是发现有什么“危险分子”的线索，千万要沉着应付。又问父亲还有什么东西 须毁掉的吗？父亲说没有了。刘说：“万一从我身上发现可疑的东西时，必然要牵扯到你。你一定不承认知道我的任何事情。就这样，坚定，一定坚定！”
长途汽车到达宝鸡，就到了终点站。三人又同住在一家大旅馆里。父亲打听到三天后才能买到去西安的火车票，于是他们三人夜夜买包厢票看京戏。当第三晚的戏看 完回到旅馆，已经是 11 点多了。刘长胜对父亲说：“明天是最后一关了。西安特务机关林立，能不能顺利走出车站，又顺利地走到八路军办事处，很难逆料。我告诉你吧，我的手提箱里有 不少文件，要设法避免特务的搜查。特别是下火车之后可能对旅客搜身。要想出一个绝对可靠的办法闯过这一关。”
直到这时候刘才告诉父亲，有些出乎父亲的意料之外。父亲想，叫我不带任何可疑的东西，连半拉报纸都要销掉，他自己倒带了一箱文件，那一定是非常重要又非带 不可的了！父亲说那只有在麻安邦身上打主意。刘长胜说：“我想了又想，必须想办法要他提着我这只小箱子走出车站。这只能靠随机应变了。明天我们在车上千万 要把握住时机，你不能有一点儿马虎。”
第二天上午火车东去，父亲在车上，那种急切盼望早点到达西安的心情里，又添加了一种紧张情绪。他反复默念着应对盘查所编造的“口供”，慢慢地又放心了。他 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可疑之点，特别是相信刘长胜一定能把这一关闯过去。难道西安的蒋特比上海的日特还高明么？下午火车终于到了西安。车未停稳，乘客就开始骚 动起来，纷纷整理自己的行礼物品，往车厢门口移动。麻专员不慌不忙地把他的黑皮箱放在空座位上，安坐不动。他望着那些争先恐后急着下车的人，对刘长胜说， 出站得费一些时间，等他们先走吧。父亲甚至觉得刘长胜的箱子看样子是很难让麻专员拿走了。直到车上旅客快下完了，麻专员这才站起身来，整整衣冠，准备走 了。这时刘长胜朝麻的皮箱一努嘴，父亲会意地赶紧过来提起麻的皮箱就往车门口走去。而刘长胜则先把父亲的行李卷提在手中，另一只手伸出去，做出要拿自己小 箱子的样子，麻专员这时才省悟过来，忙不迭地说：“不必费事，我自己提。”刘长胜说：“小张年轻，给你提点东西完全应该的。”麻安邦不再说话，只顾去抢着 提那只尚未被刘长胜提到手的小皮箱，居然就被他一下子拎到手里。他们的三人行，最后竟以这样奇异的组合、互助的形式抵达尾声！须知，“刘大经理”手里提着 “张小练习生”的行李卷！写到这里，虽然我已经知道旅途的结局，可我还是感到非常紧张刺激！
他们一下车，就见车头车尾都被几个武装军警堵住，指挥人们朝一个方向走。再朝前看，有军人警察和穿着长袍短褂的便衣五六十号人，筑成了两道人墙，作为通 道，乘客必须从他们之间走过去。只见他们不时扒拉一下走到他们面前的人，于是那人就被拉到一边去，由军警看守，由特务盘问检查。麻安邦身披呢大氅，提着刘 长胜那口可怕的箱子，独领风骚长驱直进；刘长胜和父亲这俩共党则紧跟在麻专员的身后，一位拎着个平民的铺盖卷，一位拎着个专员的八宝箱。这堪称国共合作的 经典镜头！三人边说着话边在人巷中穿行，而两边站着虎视眈眈的汉子，他们的目光不停地在行人身上上下扫描。就像猛兽一般，只要发现了一丝可疑的迹象，他们 就会毫不留情地扑上前来！那两个无畏的人加上另外一个无知也无畏的人，三个人就这样通过了一个又一个肉眼机器的“检测”，终于平平安安昂首阔步地走出了西 安车站！
麻安邦走到站外的黄包车旁，还提着刘长胜的手提箱，因为刘长胜还在提着父亲的行李卷。直到麻上了黄包车，父亲把他的黑皮箱送上去，他也把小箱子交给了父 亲，彼此挥手告别。然后父亲和刘长胜也坐上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进城去。走了一段路之后，车夫才问：“先生，你们到哪里去？”刘说：“七贤庄一号。”那车 夫笑了，低声说：“凡是到那里的人，都是去一号不去二号，这我知道。”刘和父亲都不知二号是何许人也，也不便问。车从大街转进左手一个巷子里的时候，车夫 说进去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只见一辆黄包车迎面疾跑过来，车上坐着的是水獭皮领子遮住了半个脸面的麻专员！他也是在迎面会车的 一霎那才认出对方，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大睁双眼，用比平常说话高得多的声音脱口叫岀：“啊，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刘长胜说：“是啊，我们到这里来也 是有点事情。”刘一边说一边报以微笑。顷刻间两车分道扬镳，这两拨人一生中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二人来到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门前，只见隔壁二号那栋房子也是黑漆楼门，上面挂着一块大牌子赫然写着——“中国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 部”。它给父亲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疑问：麻专员来七贤庄，找的是一号还是二号？
一路上二人冒着生命的危险，顺利地把文件带岀重兵把守的西安火车站，父亲的心激动不已，兴奋莫名！
在西安办事处他们住了七天，等到人能坐满一车才走。最后他俩换上灰布军服，戴上“八路军”的臂章，以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赶赴延安。那次同行的大多是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夫人、老红军熊天荆也在车上，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那婴儿，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伍绍祖先生。
车子走了五天才风尘仆仆抵达延安。国统区住宿不易，因为老百姓受到当局警告，不敢让八路军的人留宿。车一到延安，从小在国统区生于斯长于斯、还有些小资的 父亲根本不懂得边区的新风尚，诧异地问道：“哎，怎么这里没有搬东西的工人啊？”此话一出，顿时让搬运工出身的刘长胜非常不爽。他很不高兴地说：“跟你搬 东西？还搬东西——搬你的人罗！” 说完，他就把父亲的行李卷提了起来！父亲在五十六年后和我讲起这段旅途往事，说到这里，我们父子二人皆抚掌拍案，哈哈大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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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57年12月2日，全总副主席刘长胜主持工会八大开幕式。）
回忆父亲与父亲的回忆（片段之一）一个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经历（2）
回忆父亲与父亲的回忆（片段之一）一个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经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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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 评论于：2007-01-07 13:14:12
读了你的《回忆父亲》，心中感慨万千！以前总为我父亲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大学生右派和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吃的苦耿耿于怀，现在看来天下受苦的人真是多了去了！
我们祖辈们的经历不由使我想到了李贽以“真趣”代替“良知”一说；想起了耿定向嘲笑他学颜均“就地打滚”时他针锋相对的回答：“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何 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室屋漏之内，为奴颜膝事以幸一时之宠。”这是俗人的打滚，而李贽在领悟真趣之后，“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 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前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心。难矣，难矣！”这就是我们前辈们可悲的“打滚人生”，我想若是没有一点自 欺欺人，自嘲的精神，恐怕许多人都活不到今天了！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时代，实在可悲，可叹，可怜！
谢谢你将你父亲的经历写出来与我们分享，它让我再一次感受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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