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老:回首往事(10-12）

山雨欲来 （回首往事10）

1966 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要迟。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些书生的重视。在我们的眼里，这只是历史学界的学术之争。但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看出，这篇文章来头 不小，因为《海瑞罢官》的编剧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远在上海的姚文元直接点评北京的副市长，着实不同寻常，且耐人寻味。这无疑是个信号，一个“山雨欲来” 的信号。 在我们学校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北京班，其中多半是北京的高干子女。从他们聚在一起时神秘的窃窃私语中，人们猜测着在北京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在那政治运动首 尾相衔的岁月，又要开展什么运动了。 果然到了 5 月底，全体师生员工集中在大礼堂，由院党委书记传达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我明白这场运动并不只是文化思想领域里的运动，而是一场全党全国全民性的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就是清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确保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时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盘旋：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这就是说在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听完文件传达，政治辅导员立即召集全体学生干部开会 ，要求我们积极带头投入运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按照系党总支的部署，先班级、后年级、再全系召开誓师大会。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言表了态：“紧跟党中央的伟 大战略部署，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革命的洗礼，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按照院党委的统一布置，全校开展了对“三家村”的批判。我们被告知，邓拓、吴晗、廖沫沙撰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是大毒草，里面的每一 篇文章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黑文，必须批倒批臭。可是我们把《燕山夜话》从头翻到尾，怎么也看不出反动在哪里。政治辅导员启发我们：这篇《一个鸡 蛋的家当》不就是影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嘛。于是，《一个鸡蛋的家当》成了全年级万炮齐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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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检阅 （回首往事11）

2007-01-27 10:23:49

文革一开始，我们以为搞些大批判就行了。那时全国正在进行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按照学校的计划，我们还要到农村去参加一期社教运动。实 践证明我们是书生气十足。批判“三家村”还没告一段落，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不久又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无疑告诉我们，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 部，那么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物呢？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以后的“文革史”研究专家指出，这张大字报是“借助钟馗打鬼”的信号，是红卫兵运动的催生剂。 1966 年 8 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刊登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紧接着传来全国的大学生都可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消息。 消息传来群情激奋，院党委立即组织了学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作为代表之一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上海还没有红卫兵）。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何等地幸福、骄傲和光荣！我盼着列车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北京。当然这激动的心情里面还包含着我的秘密，到北京可以见到分别一年的 G 。 8 月底我们到达北京，有消息说毛主席于 9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此我们哪儿都不敢去，等待着接受检阅。我抽空给 G 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在北京，住在离他们学校一箭之地的北外。 G 来了，穿着一身旧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显得英姿飒爽。我望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和两个深深的酒窝，紧紧握住了她的手。那天我们谈了很多，我看到她对眼 前这场方兴未艾的革命，充满了激情。她告诉我，她将赴云南进行革命大串联。我问她为什么不去上海？她说这是革命分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两天后她去了云南。等我们再次见面，是在一年以后。 1966 年 9 月 15 日，我们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一大早就从魏公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我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观礼台上。当毛主席 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时候，整个观礼台上发出了雷鸣般的持久不息的欢呼。那一刻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 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我立即登上南下的列车，我要把这喜讯告诉我的老师和同学，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喜悦。可是等我兴冲冲地奔回学校，眼前展现的情景一下子使我愣了更使我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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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 （回首往事12）

2007-01-28 08:23:25

学校里冷清清，大多数学生已经奔往北京和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 围绕大操场一圈的大字报专栏里，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醒目的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 我校的运动为何冷冷清清？ 院党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 踢开校党委，自己闹革命！ 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通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立即行动起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安插在我院的黑线人物 ! 尽管校园里冷冷清清，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在踢开院党委的口号声中，院党委靠边了。 在搬开绊脚石的口号声中，各系党总支、团总支靠边了。 在不要保姆的口号声中，政治辅导员靠边了。 在踢开保皇党的口号声中，学生干部也靠边了。 同一时间上海外滩的市政府大楼前面，人民广场上集结着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大专院校红革会和中学生红革会的红卫兵。马路上刷满了炮轰上海市委的大标语。载 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不停地播放着工总司、上海市大专院校红革会、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和清华、北大南下兵团的联合公告。各种各样的传单、号外、通告、通令， 雪片似地飞向大街小巷。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主要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上海滩沸腾了！苏州河沸腾了！！黄浦江沸腾了！！！ 在“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号声中，无数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殆尽；在“砸烂封资修，批倒名洋古”的口号声中，无数的中外古典名著被焚之一炬；在“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语录歌声中，一车车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走资派”和剃着“阴阳头”的“牛鬼蛇神”、“反动学 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被游街示众。在南京路、外滩一群群高喊着“破旧立新”的中学红卫兵拿着剪子搜索着过往行人中的“火箭鞋”、“飞机头”和“小腿 裤”。苏州河里、黄浦江上，不时漂出一具具“牛鬼蛇神”的尸体。望着这惊心动魄的“红色恐怖”，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一种不祥的感觉袭遍了我的全身。 我立即回到了崇明岛上。一出码头，一条条醒目的大标语映入我的眼帘：打倒走资派尚明！打倒老牌反革命尚明！打倒大土匪尚明！倒写的名字上被打着大红叉。 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像一头咆哮的狮子，用拳头擂着桌子，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九死一生，到头来落个走资派、大土匪、老牌反革命的罪名？！ 我默默地陪着父亲，不知怎样去安慰他。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一个为建立新中国流过血、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的老党员、老干部，怎能接受这个事实。然而在那人 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清、香臭不分的非常岁月，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他痛苦万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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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菊花 评论于：2007-01-28 11:33:55

那 是个疯狂的年代。别说是大上海了，我们那样‘天高皇帝远’的山区，这场‘革命’也波及了每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不过是县里一个科级干部，也被揪斗抄家。每逢 集日都跟一群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一起，脖子上用铁丝吊块厚重的木牌，上面打着红叉的名字后面，是什么‘现行/历史反革命’。父亲的比较特别，是什么 ‘新生反革命’。当时奶奶带着弟妹们躲到广西老家去了，游行的时候，妈妈就叫我远远的跟着，怕父亲被人打~~~其实有人打了我又能干什么呢？母亲也做不了 什么的。我心里很害怕，但又不敢违命。

不过父亲天性乐观，回家牌子一摘就给我们做饭。后来‘劳动改造’，农民们都喜欢他，也没吃太大苦头。闲时在家学补锅，学木匠，学裁缝~~~父亲在我们姐妹眼里，基本上就是一个‘完人’：))

罢了 评论于：2007-01-28 22:39:25

阁 老是在谈历史呢，只是这段历史太痛苦，太不堪回首。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是，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对于痛苦的反刍，是一种更 大的痛苦。每当我回忆那段往事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一艘无畏的航船直直地向冰山撞去，沉默的恐惧于霎那间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存，遗忘也 许是人类惟一的选择。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啊，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社会，是一个如孟得斯鸠所描述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社会。

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会闪出一些人影：被迫吃鸡屎的付雷，慢慢走向太平湖的老舍，亡命天涯的傅冲，从武康大楼上纵身一跳、我同学的父亲，在 寒冷的冬天里扫大街的祖父，满地碎牙、满口是血的父亲。。。。我想，四十年后的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文革仍然像一个梦魇一样深压在他们的心头。

也许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中国，也许我们应该跳出自身来看历史。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中提到他被囚禁于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有一个叫科恩费尔德的狱医 在深夜里和他说的一段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 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当然不是在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 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所以，我们不能说，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4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这是一个极为令人发省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曾经做错过什么？我们对那样的局面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己”。

边城秀才 评论于：2007-01-28 23:14:25

在看过阁老的回忆以后，又读到罢了的联想。
罢了说：这是一个极为令人发省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曾经做错过什么？我们对那样的局面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己”。
不能不认为，罢了有一付理性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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