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朋友建议我写写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长期在外漂流，对他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有一本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只是前不久他在央视担任青歌评委的频频亮相中，才有幸一睹这位学者的风采。 不过朋友的建议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马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在认真读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后，回首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确实感到余秋雨是个值得一写的人物。 十年文革当中，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一批御用文人。声名最为显赫的当属自谦为“小小老百姓”的“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其次便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张春 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御用写作组，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是在北京的“梁效”、“池恒”、“党效文”，和远在上海的“石一歌”，而 余秋雨先生就是当年“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写手。 文革期间，各地都有写作组和大批判组，但名声皆在“石一歌”之下。而“石一歌”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写作组中显山露水，一峰独秀，皆因为上海在文革的政治舞台 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京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时候，姚文元衔命在上海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帷幕。上海不仅是张春桥、姚文元发迹起家的老窝，更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发源地，是以后爬上党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造反派总司令王洪文的“革 命根据地”，是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前哨阵地。由此活跃在黄浦江畔的“石一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接受“中央的指 示”。他们所具备的能量远非其他地方的写作组可比，许多重量级的批判文章在这里炮制出笼，先声夺人，见诸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解放日报》、《文汇报》 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可别小看这上海的两报一刊，在文革期间堪与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比肩。在某种程度上，“石 一歌”的文章具有政治风向标的作用。 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的时候，上述的写作班子就成了“四人帮”阴谋夺权的御用文人，成了江青实现“女皇梦”的舆论工具。从文革走 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每当出现一轮大批判的时候，他们南北呼应，八方辐射，起着导向的作用。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到放火烧荒，批大儒批 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地震，致使极左思潮严重泛滥，人们思想极度混乱。 弹指间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文革在几代人身上烙下的伤痕到现在还没彻底愈合，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文革遗风到现在还没彻底根除，从这一点上说，这些御用文人们种下的罪孽不可低估。 也许有人会问：依照余秋雨的智商以及他在《文化苦旅》中所显示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析微探幽的洞察力，他怎么会一脚踩入“石一歌”的泥潭，为后人所诟病？ 细细想想并不奇怪。在那大讲阶级斗争、人人划线站队的非常岁月，处在“生存”还是“毁灭”夹缝中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恐怕谁也不愿意像老舍、傅雷、廖沫沙那 样，在放弃生存权利之后还要背负“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十字架。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生存”，哪怕是违心的、屈辱的、无奈的、痛苦的、苟且的生存。今天我们站 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那个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这实在是痛苦的无奈的的选择。坦率地说，拷问一下我自己，如果那个年月有人要我参加写作组，那么按照那时 流行的“组织观念”，我绝对不能保证不会参加，而且还很可能把它视为“组织的信任”，往小里说，这毕竟要比“到码头扛大包”、“到农村挥镰刀”一类的“改 造”要强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背景，拿今天的道德观去拷问文革期间所有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话说回来，在文革中，确有少数的文 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自觉投靠四人帮，助纣为孽，与虎谋皮，干着乘风飞扬，落井下石的勾当，上述写作组的御用文人就属此类。 今天我们可以把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看成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还可以把他撰写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看成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违心之作”，是“不得已而为 之”。说实在的这一切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一场暴风雨过去尘埃落定之后，能否进行深刻的自省和反思。显然余秋雨没有做到这一点，却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余杰发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诘问。 走笔于此，我想起了当年活跃在上海滩上的红卫兵头头劳元一。 文革结束以后，他是第一个出来写回忆文章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他在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发生在上海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 “炮打张春桥事件”、“一月夺权风暴”，在深刻揭露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些事件中丑恶表演和玩弄政治手腕的同时，对自己也作了深刻地解剖，坦诚地揭 示了自己在文革造反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红卫兵”这一文革的特殊产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此我想，如果余秋雨能像劳元一那样，把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内情详细地披露，剖析一下产生御用文人的社会根源和御用文人之所以成为御用文人的思想根源，从 而总结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那么绝对具有警世和醒世的意义。以余秋雨的学养和洞察力，写出一本《解剖文革的御用文人》并非难事。若真写出，我敢断 言，其作用绝对要比《文化苦旅》大得多，其意义也深远得多，我们的后人也会感谢他。 不知我们能否看到他的这部警世和醒世之作？！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
| 由阁老张贴 @ 2006-10-06 08:40:23 (4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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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秋雨在他的文章《小人》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 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 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 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 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决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 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与理会，调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 悠悠然地不绝如缕。”在 我眼里，他就是文中所写的小人。中国因为有他这样的“小人文人”，“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 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这些“小人文人”从来没有勇气对他们以往的所作所为负 一丝一毫的责任，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当人们批评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的小人行为时，他不但没 有丝毫愧疚和反省，反而铿锵有词、振振有理地为自己辩护，还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倒打一耙。 我想早年的余秋雨还是应该有一些纯洁的梦的。从他 的《西湖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他失去梦想的无奈。他说：“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 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 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在历次运动的浪潮中，在政治的是是非非波澜里，余秋雨失去了他的方位。 中 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 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 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 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余秋雨的无奈，在他眼里 “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 在余秋雨被众人檄讨的今天，我倒是为他生出了些心痛和惋惜。要是余秋雨身在一个明君 的朝代，而不是生长在一个让人的灵魂和心灵都扭曲了的时代，他又何至于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他的行为虽然不能被原谅，但我却能体会到他内心那种“日暮乡关何 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彷徨和被遗弃的无奈。如他在《乡关何处》中写得那样：“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 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这个“家乡”恐怕不仅仅 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还应该包括他的灵魂归宿吧。 其实我们中大部分人的一生，又何尚不是如此！在人生河流里漂泊着的我们，“强烈的漂泊感 受和思乡情结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于 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 面对着一首首无言的人生的诗，我们灵魂的归宿又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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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随笔：
余秋雨大概就是属于与我无缘的作者罢？这么些年，走马观花流览过的书也不算少，他的书，就是那本‘文化苦旅’还是今年夏天在朋友家书房看见，因为就要出发到山里度假，就借来随身带着了。
喜欢那些文章里那些淡淡的感觉，虽然偶尔可见刻意的痕迹，但文字功底是不消说的。所以我随手抄了几句，用做‘进山寻梦’那篇游记题头。
一直没主动去寻他的书来读，也因为当年在方舟子的网站掠过一些关于他的争论。印象中似乎以人品和文品不符有关，所以我也就兴趣索然了。
“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余秋雨如是说。
可他在为自己因了人性的弱点而做的现在看来是不好的选择辩护时，那份掩耳盗铃似的天真，不知道是不是假饰的？
只知道我对他的其它大作，仍是兴趣缺缺，不如在网上读读普通人的凡人小记。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4865&page=3#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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