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九月 21, 2009

边城秀才:鹿城兴衰的明镜

艺文:鹿城兴衰的明镜

光阴似箭,上篇文章发出之后,转眼又过一月余,由于近来有些小事缠身,没时间来网上与友人交流,今天一看,“六一”已过,心想,还是弄点东西来放这里玩玩,于是把去年底写的这篇放上,这么着,就是下面这个:



艺文:鹿城兴衰的明镜

清朝末年,楚雄最后一任知府、满洲人崇谦写过一篇文章《重建云泉寺碑记》。他在文章中总结出一个道理:“郡邑盛衰,关系名胜成毁”。而就鹿城数百年来文学艺术的成毁,亦与郡邑的盛衰息息相关。反之,艺文成毁,也是鹿城盛衰的一面镜子。

就 楚雄现存四部旧志所载,“艺文”占很大篇幅,在“人物志”中,三部旧志专列“文行”,用以记载本地文人中品学兼优者及其著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艺 文”的高度重视,他们把“艺文”视为资政、教化的重要手段,并通过诗文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情感与才华。基于这种认识,无论履楚官员还是本地文人,无不 以写诗作文为己任,倾注心血,发为华章,留下大量的诗集、文集、碑铭和散篇。

咸 同兵燹,那是连续十几年的战争,鹿城三次被外军占领,三次收复,人民迁移流徙,死亡者数万,庚申屠城,致使万家烟火,立时成为灰烬,几乎所有诗文扫地荡 尽,残存的,仅有四部旧志中保存的若干篇,而诗文集,后人只能见其书目而空叹。咸同兵燹对于楚雄文化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此后直到清末,重要的著作仅有 鹿城人沈宗舜所纂宣统《楚雄县志述辑》。

民国期间,楚雄的文脉接近于中断,艺苑一片荒芜,寂无声响。

楚雄和平解放以后,少数文人开始创作,但由于底气不足,只能在花灯小戏上用力,而无鸿篇巨制。此后又是“反右”、“文革”等等,既整文人,又钳制文化,二十余年中,几无可读之文、可吟之诗、可看之画。

1978年, 州文联成立,继而开辟第一个象样的文艺园地——《金沙江文艺》。这个园地象磁石一样立刻吸引了楚雄州的文人,并培育了一批批文学青年,数年经营,致使楚雄 文运复兴,于是焉,成立各种学会,举办各种刊物,散文、诗词、小说、学术论文、绘画、摄影、雕刻、书法如雨后春笋,新老作者前行后续,诗集、文集、鸿篇巨 制如春花放于原野,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像。

以上记述,把鹿城这块土地上数百年间的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勾勒了一个大致的线条,下面,就鹿城古代的作品,拣几个有特点的来说。

首先介绍的两篇文章,要从思政楼说起。原来,明朝成化年三年(1467年), 江西吉水人尹昭任楚雄知府,他于政事之暇,在府署内建了一座高旷敞豁的小楼,到他离任时,还没为小楼命名。成化七年冬,浙江临海人赵熙接任知府,见了前任 建的小楼,就想要为之题名。然而题名在古代是一件很讲究的事,题得不好会让人见笑。赵熙是进士出身,自然是很有学问的啦,所以题得很有品位,叫“思政 楼”,接着写篇《思政楼记》。该《记》以“思政”立论而展开论说,其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自然贴切,毫不牵强。结束一语:“乃若移为国为民之思于而身而家 而妻子思,则岂余所知哉!”几与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臻佳境。这么一来,思政楼及其《记》就成了楚雄城的一个佳话。此后过了142年, 到了清朝光绪九年,贵州贵筑人陈灿任楚雄知府,他也与赵熙有相同的遭遇。原来,他的前任知府荣思也在府署仪门左边建了座楼,同样到离任还未题名。陈灿也是 进士出身,翻阅旧志,见了前面思政楼及《记》的典故,于是也把新建的小楼题名为思政楼,并且写篇《改建思政楼记》。懂行的人知道,这篇文章不好写,它必须 发前人所未发,才能立脚。陈灿当然晓得这个利害,然而可能他有意要超迈前人,所以居然动笔了。写出来一看,他是在赵熙正襟危坐的思政之外,补之以“《蟋 蟀》诗人之旨”,申言其楼还有“游观”、“宴乐”的功用。那意思明显是说:官员也是人,政事之外,亦必有所乐,一如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沂水之乐”——这就 是《诗经·唐风·蟋蟀》的宗旨。换言之,这才是儒学的真义。

接着介绍《石三湾记》。作者吴道南,鹿城人,旧志说他:“生而灵秀,学问淹雅,口吟手披,至老不倦。家贫好义,然诺不苟。值明末清初之乱,遨游林泉。”他的文章,留下来就《石三湾记》一篇,然而这是一篇奇文。奇在什么地方?原来,吴道南生于明末,长于乱世。虽然寒窗数十载,却七次科场失意,这是科举时代文人最大的不幸,但是又难以明言。不得已,转而写《石三湾记》,表面看去只不过是辨别一个村名,实 际是申其郁郁之气,而辩之之法又极妙:文章起首提出“十三湾”之名,将欲探之,而数十年不能得,这是欲擒故纵的笔法。后来终于亲临其地,于是泼墨大书石头 的千姿百态,为世间罕有。这是暗示作者本人灵秀,而不为世所知。换言之,写石即写已。结末一段,表面示人以“达人知命”的心态,然而卒章见志:不能视“钟 天地灵秀”之“石”默默无闻,将借一支笔,发扬光大而传诸后世。宣统《楚雄县志述辑》说:“《石三湾记》屈曲传神,论者谓之本身写照。”这是一针见血之 论。下边把其中描摹石头一段文字录出,以见其文字的功力:

山 行五六里,入一大谷,其石棋布星罗,应接不暇。已而翘首谷上,见有累累若若者为石甚夥。余策马陟其巅,则遍山皆石,其间有若鼓者,若钟者,若鸡之晒其翼、 羊之顾其羔者,若狮、象之蹲者,若马之成群而驰逐奔踢者,若牛之俯首啮刍,而牧童操鞭策于其后者。稍平坦处,一巨石隆起若梁,空其中,可通往来,内有石 桌、石礅,可坐四五人。其他千态万状,不可悉数。自右而下,约里许,由石门入谷,其峰插天,其石欲坠,且岩险怪,不可名状。道经山腰,石覆道上者数武, 其下则俨然天堑,不知其几千百尺也。越数冈峦,而其谷之石,迥与前异,其中如砥,其两隅如砌,其层级如阶,皆有理可剖,不大费雕琢而材皆可用。循级而下数 十步,则石壁屹立,广可七八尺,高可三四寻,瀑布铺其上,石潭承其下,水星霏霏,斜阳射之,恍如玉屑缤纷而细珠历落。余于此时,神怡心旷,徘徊不忍去,殆 不复知余身之在尘世间也。喟然曰:向疑其异,一至斯乎!古之命名,良有以也。

最后介绍一篇《淮阴侯论》。作者萨纶锡,楚雄八翰林之一,字言如。旧志说他:“禀性明哲,学问贯通,以《孝经》为律身之本。凡文词,执笔立就,诗亦清逸。中康熙甲午(康熙53年、1715年)科解元,丁未(康熙54年)成进士,选庶常,散馆授检讨。著有《燕山集》、《德庆堂稿》。”

刘 邦与韩信的故事,详载于《史记》、《汉书》,二千余年来为国人所熟知。历来评论,多责备刘邦,以其为猜忌之雄、杀戮功臣之杰,这自然是千载不易之论。然而 韩信的本色,也不过是个淮阴市井之徒,你看他初投项羽而背之,继投刘邦而逃之,垓下围旧主而杀之,这样的人,虽为天下名将,但因含德不厚,利欲熏心,最终 死于刘邦夫妇之手。这些是通常论者所没有看出的。萨纶锡此文,既道刘邦之雄猜,又陈韩信之骄侈,二者相博,那么,韩信之死并非刘氏一面的刻薄所至,这个道 理也就明白了。萨纶锡这篇文章,文笔老辣,议论深新,一如苏老泉的《权书》,读其文,无不油然而有耳目一新之慨。

以上所举几篇文章,自然只是楚雄诗文之流中的一滴水,看不到百花盛开的景致,却能看到思考的深度和写作的功力,权为管中窥豹吧。

边城秀才于鹿城东山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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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秀才 评论于:2009-06-07 23:53:09 [回复评论]
罢了君这篇文章发表于六月四日,从五四运动讲起,旁征博引,他在赞扬一种理智的态度。是的,中国近代以来,读书人最缺乏的就是理智,太追求外在的利益,结果把自己遗忘了,以至于许多人只是些知识的载体、欲望的载体。
罢了 评论于:2009-06-04 11:14:59 [回复评论]
文 化兴衰与艺文有关,而艺文又与政治有关。 战争是政治的衍生物,历届运动也是政治的衍生物。 例如破坏力极大的“五四”运动便是一场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治运动,它是西方激进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挑战,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观念与文 化,极大程度上摧毁了旧伦理与旧礼法。 自那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便一蹶不振,因此在我眼里,“五四”运动罪不可赦。

中国文人中,我非常敬重蔡元培先生,如北大学子郑勇所说,蔡先生是一个在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的人;是一个当之无愧,有后来者“以口为 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大写的人。 蔡元培先生对学生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术机构不应该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伤害到学术研究与独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 同时他在《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也提到:“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 题,本是不对的事情,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 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可悲的是,自此以后各种政治运动“习以为常”,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在这般 “习以为常”的政治运动中被破坏殆尽。 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中有一幕让我非常感慨 ——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啊,谁能理解他呢?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理不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近代康梁以降,一直是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由此牺牲了学术的独立品格。在当前中国这片已经盐碱化的土壤上,再好的树苗也很难存活。 如今这个时代的只有一种“强者文人”可以存活,“这种文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霍布斯曾这样分析这些草莽们:“这 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 自己的掌握中。”

爱默生说:“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 里,一个执旗的人。” 像爱默生这种背着十字架,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的文人现在现今中国几乎找不到了。 说到悲观,我确实有些悲观,但这是一种不丧失信心的悲观,我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复古的时代迟早会到来。 雅斯贝尔斯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如果我们不能决定或改变结果,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完善过程, 从秀才与他的朋友们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努力。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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